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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产业政策失败因无知无耻 寻租像豪赌

11月9日，林毅夫和张维迎就产业政策的公开辩论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两位中国顶级经济学者争论十余载，终于迎来当面对决。张维迎在发言中指出，新产业总是来自创新，创新的不可预见性。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激励机制的扭曲，通俗地讲，就是人的无知和无耻，产业政策注定要失败。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

以下为发言实录：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其实我对产业政策的关注由来已久，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好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特别推崇日本的产业政策。1987年我就去日本访问了半个月，访问之后我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国内流行的观点有两点不对，第一点是对日本产业政策的估计过高，第二是对作用方式估计错误。

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之所以没有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是日本企业家有效抵制了政府的干预，汽车产业就是特别明显的例子，如果没有本田纯一郎的抵制就不会有今天的日本汽车产业。80年代之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可以说一塌糊涂，从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到模拟技术的推进都是如此。

早期产业政策研究推崇日本，后来90年代以后大量的日本产业政策更为详细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产业政策多数是失败的，特别是几位日本学者用非常详实的数据资料证明，日本成功的20个产业中基本没有产业政策的作用，即使有作用也是微乎其微，反倒最失败的7个产业都是严重的受到日本产业政策的干预。

当然我关注的是中国的产业政策，我们原来实行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之后，就改了一个词叫“产业政策”，其实产业政策我觉得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至少我没找到。这一点我想毅夫也不否认，中国经济结构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你说哪一个不是我们政府的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如何在理论上解释产业政策为什么失败。我发现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和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完全一样。简单地说，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第一是由于人类认知的限制，第二是由于人类激励机制的扭曲，通俗地讲，第一是由于人的无知，第二是由于人的无耻，而且无知比无耻更根本。

首先说人的无知，拥护产业政策的人有基本假设，这个假设就是即使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新产业总是来自创新，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事先预计创新的结果，并制定一条通往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儿，也不知道道路在哪儿，所以只能在不断的修正错误当中前行。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如果能提前预测创新，那它就不是创新了”。

创新的不可预知性意味着，要想实现创新的惟一途径就是要实现经济的自由，就是哈耶克讲的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人独立努力，而不是将自己锁定在一个预定的路径上。这就是分散化决策的好处，每一个企业家按照自己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力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市场决定成败，成功的创新被复制、扩散成为新的产业、新的增长点，失败的事业就停止了。但是产业政策是一个集中化的决策，它意味着要将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选定的某些特定的项目，这是一场豪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失败的代价是巨大的。

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即使有也没有企业家那样的激励。还有人说我们可以靠专家来作出决策，专家不是企业家，专家并没有有关创新的好多软性的知识，甚至也不可以靠企业家做决策制定产业政策，因为靠企业家要靠已有的成功的企业家，但过去成功的企业家并不一定能够判断未来的产业，我们看到好多的成功的企业都垮了、破产了，柯达等这样的公司很多，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被新的一代更具创新力的企业家给打垮了。

第二个，激励机制的扭曲。我们知道有产业政策，就有对不同的产业在准入、税收补贴、融资、信贷、土地、进出口许可等方面区别对待，就创造出经济学家讲的权力租金，必然导致了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

从实际来看，无论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还是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都充满了一系列的寻租活动，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是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利益博弈的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得到政府扶植的企业家，可能并不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新能源汽车骗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不难理解那些从政府手里大把大把拿钱的企业，并没有做出真正的创新来。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也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失误，政府官员和专家一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失误，因为失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掩盖失误的办法就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结果一个失误接着另一个失误，这在市场经济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当中的企业家没有办法掩盖自己的错误，他们也没有权力阻止别人揭发自己的错误。

我的结论是，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要失败。事实上产业政策只能阻碍创新，不可能推动创新，中国的光伏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企业在模拟技术上的投入也是一个例子。企业家不应该跟着产业政策走，如果跟着产业政策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这是我为什么主张要彻底的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当然毅夫认为，尽管许多产业政策失败了，但是不能由此认为政府不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关键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要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我觉得这种观点很类似上个世纪我们在讨论计划经济时候的一种观点，不是计划经济本身不好，而是因为没有搞好。我希望我关于产业政策失败的两个原因无知和无耻能够说服毅夫，你所希望的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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